精神哲学，是20世纪的哲学大师徐梵澄先生（-）在《玄理参同》、《陆王学述》等著作中所使用的术语，究其来源，当然可以上溯至印度哲学家室利·阿罗颇多（-）。室利·阿罗颇多是印度哲学吠檀多派大师，与甘地、泰戈尔齐名，被目为印度三圣。徐梵澄先生出入中、西、印三大文明，会通哲学、宗教、艺术，系统且深入地把握三大文明的内在精神，从而独具慧眼地拈出“精神哲学”一语，作为中、西、印三大文明传统“殊途而又同归”之最高宗旨。从精神哲学出发，则可以发现，三大文明既有共同共通的最高精神追求之指向，又各自有其独特之工夫路径，背后更有着不同的文明取向与价值设定，以及不同的宇宙论和本体论理论背景。

徐梵澄早年受业于鲁迅，曾翻译尼采的多部著作，其所译《苏鲁支语录》，至今大行于世。尼采哲学对其影响甚深，而精神哲学一语，亦可关联至尼采所谓“超人”。徐梵澄如是解释尼采的超人：“超人不止是阿仑匹亚运动会的得金奖牌者，以体力胜，超出了凡人；也似乎不止是当代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以智识胜，有贡献于人类。似乎不止于体力智力之超上，而有在于精神成就之卓越”。此种精神成就，通过某种超心思方可达到，而所谓超心思，可理解为某种超乎常人理智之某种更高的心灵功能或者精神能力。“超心思”一语，，出于印度哲学。

如何进入超心思，使之发挥作用，成就人的精神之提升？这首先有赖于心灵的转向，即使“人生由外转内”，从而重建人的意义世界。徐梵澄在《苏鲁支语录》的“缀言”中写道：“大致有史以后，人类还只能说是有了进步而已，因为有了各种文明，然不能与史前期的若干万年的进化相拟。若说到大自然的目标，这里便是精神哲学的一重要转折点，归到信仰了。信必有内入作用（involution），然后有进化发展（evolution）。”正是通过此种内入作用，使得心灵的转向（conversion）得以可能，从而由可感的外在世界返回到人的内心世界，精神哲学正是这样一种向内的学问，其成就表现为精神之进化。而柏拉图的洞穴喻，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其宗旨之一，亦在于返回到人的心灵之中，发现心灵之中的精神性。尼采认为，就生物学而言，自然的进化止步于人类这一物种。然而，通过超人，在精神领域，生命的进化得以继续进行，因此超人实际上正是精神领域的创造者和超越者。徐梵澄所倡导的精神哲学，如同尼采一样，在精神领域继续着人类心灵的进化。

此种精神哲学，旨在变化气质，因此可以由此概念出发会通宋明理学。在宋明儒的许多文本中，出现过“圣学”的表述，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之中，已经提出“圣人可学而至”。“圣学”一语，即表示以成就最高人格或者最高人生境界、理想境界之学问，正合精神哲学之旨，徐梵澄所著《陆王学述》一书的副标题即“一系精神哲学”。徐梵澄在《陆王学述》中也将宋明儒的学问与精神哲学等同起来，认为宋明儒学，即为身心性命之学，以变化气质为目的，而此种转化并非易事，而儒者对此却最有经验。

在徐梵澄看来，之所以将宋明儒学列入精神哲学，是因为二者内容大致相类，而宗旨颇同。就宗旨而言，皆以成就理想人格为追求；就内容而言，皆在于返诸内心，通过提升心灵本身的活动能力，转变人的心性气质，提高人的能力、素质、德性，从而最终使其存在上升至某一极高境界。而陆王心学既为精神哲学之一系，显然意味着，另有“别系”、“他系”的精神哲学，诸如朱子之理学、斯宾诺莎之伦理学、柏拉图之理念论、基督教之精神修炼、室利·阿罗颇多之瑜珈学等。由此可见，精神哲学，实为中、西、印三大文明共有之哲学倾向与精神归宿。

在徐梵澄看来，精神哲学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人的生命之中、心灵之中，有一部分可称之为“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的作用，使得人可以超凡脱俗，入乎至高之精神境界。徐梵澄在《陆王学述》中写道：“而人，在生命之外，还有思想，即思维心，还有情感，即情感心或情命体。基本还有凡此所附丽的身体。但在最内中深处，还有一核心，通常称之曰心灵或性灵。是这些，哲学上乃统之曰精神。但这还是就人生而说，它虽觉似是抽象，然是一真实体，在形而上学中，应当说精神是超乎宇宙为至上为不可思议又在宇宙内为最基本而可证会的一存在。研究这主题之学，方称精神哲学”。

由此可见，精神哲学实际上预设了两个重要的点，一个起点，一个终点：就起点言，预设了人的心灵中有一部分乃是精神，这种精神能够具有一种“超心思”的部分或者施展“超心思”的活动；就终点言，精神哲学认为，通过此种精神，最终可以对于宇宙形成一种精神性的理解，即将宇宙把握为一种可证会的唯一的存在，并且将心灵、精神上升到与此宇宙同等高度的精神境界，这乃是一种“浩大底宇宙真理”。正是从这种“浩大底宇宙真理”出发，所以精神哲学不仅包含心灵的全部真理，亦包含物质科学以及人类社会的全部真理。徐梵澄在《陆王学述》中写道：“通常说精神哲学，总是与物质科学对举；但从纯粹精神哲学立场说，不是精神与物质为二元；而是精神将物质包举，以成其一元之多元。主旨是探讨宇宙和人生的真理，搜求至一切知识和学术的根源，其主体甚且超出思智以上。”

如果要问一个康德式的问题，精神哲学何以可能？当然是诉诸于前面所说的“超心思”。所谓“超心思”，即超出日常生活中的理智，即超出语言、符号、概念之上，通过某种直观方式去认识、把握、结合某种至高无上的“道”、“大梵”、“上帝”，即中国哲学所常言之“天人合一”，印度人所说之“梵我合一”，西方人所说的“爱上帝、在上帝之中”等。但是，如何获得此种超心思，这有待于每一位修行者或者思想者的努力，因此这是一种向内的学问，是一种“内学”。

因为是内学，所以这种学问往往有极强的个人性，每个人的修为方法、参悟所得各有不同，并且其所见亦往往难以用日常话语来表达。“精神方面的事往往只能由个人体会，它难于成为共通底真理而为大众所许”。既是内学，则有关乎每一个人的身心，每个人的身心互不相同，故有种种不同之道路或法门，故有不足为外人道者，故有非可名相思议者，故有神秘之体悟与异相，故有与艺术、宗教混淆、混同之可能。但是，精神哲学作为哲学，则始终诉诸于光明之理性，此正是《大学》所说的“明明德”，《中庸》所说的“诚”，阳明所说的致良知。

明乎此种诚，就是返回到我自身，即苏格拉底所说的认识你自己。为此我们需要放下，放下人处在人世间而不得不接受的各种执念、各种利益纠葛，静下心来，清洗一切杂念，从而让那诚明、清晰、灵动的心体呈现出来。再由心体出发，渐渐向上，最终引向精神哲学一路。此事诚为不易，然而事在人为，若能舍去一切，着力于此，则大有可为。